千龙品牌北京讯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首先要求是敬业；作为华夏民族的子孙，首先要求是民族责任；在此面前，还有什么样的个人利益不能放弃？ 
　　无怨无悔人生中——记北京民族医院暨北京藏医院院长黄福开教授拯救藏医学事迹 
　　藏医药学起源于两千多年前，以“三因学说”为基础，与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并称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主要典籍有《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因藏医学曾广泛吸纳另外三种医学经验，而后两种医学都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因此其学术价值突显得更为重要。 
　　在藏医药学漫长的实践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完善的医学体系，包括医学理论，涉及生理、病理、解剖、药物等领域。对常见病、多发病具有神奇的效果，其中对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领域一些病种的疗效甚至是其它医学无法替代的。另外在一些领域内也具有一定的领先性与独创性，如胚胎学、尿诊、外科手术等。除此之外，藏医药学采用的大都是本地药材，记录在案的有2294种藏药材，其中130多种在中医药典籍中没有记载。 
　　谈起藏医药学，黄福开教授双目立刻熠熠生辉，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具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样优秀的民族医学如果要失传，作为华夏民族的子孙，怎么能心安？拯救、传承民族医学，责无旁贷。”黄福开教授斩钉截铁地说。 
　　童年奇缘，成就一番辉煌事业 
　　黄福开教授出生在被誉为中草药之乡的安徽淮南八公山，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文革期间被下放任中学教师的南京中医学院教授。除了日常与老师学习文化课外，黄福开最热衷的就是与老师上山采药，认真观察老师为乡亲切脉、针灸……“小小的银针就可以治病，漫山遍野的花草中就有最宝贵的药材！”神奇的中医药在黄福开幼小的心录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这段童年时代的奇缘，在黄福开的内心埋下了拯救继承民族医学的种子。 
　　年轻时的黄福开，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经过多年的理论学习和在部队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不断积累，黄福开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军医。虽然所在的医院与学业的主攻都是西医专业，但黄福开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喜欢将中西医结合起来，经常用针灸、按摩、中药等方法为病人治疗。因在医疗岗位上表现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1986年，黄福开从空军部队医院转业，被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独特神奇的医理疗效，让黄福开忘我地投入到了对藏医学、民族医学的孜孜不倦钻研中。“藏医药学竟然对心脑血管病、脑病等目前世界性难题也有着神奇的疗效”、“所有名贵藏药都离不开的药引子——佐台，竟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失传，直到70年末期在藏医大师措如•次郎的努力下，才再次被炮制出来”……随着对藏医学、民族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黄福开的心情越来越忐忑起来。这样优秀的民族医学如果要失传，如果不被传承与发展，造福于人类，我们还有什么颜面自诩为华夏子孙？1990年黄福开不顾亲友反对，毅然地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了在首都北京创办一所国家级民族医院——藏医院的申请报告。 
　　1992年经过多方努力，北京藏医院终于成立。在医院创建之初黄福开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严酷的现实还是让他不得不再次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艰苦的办公环境，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的就诊患者……除了这些，他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受政策所限，当时医院只有少数的几个事业编制，在用人模式、医疗模式、管理模式上没有成型的标准参照，医院的发展方向一片模糊；受地区文化差异所限，与少数民族在语言、信仰、风俗习惯上的不同，使人才交流与培养工作遭遇到极大的障碍；受行业管理标准所限，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没有一种藏药持有国家药品准字号。除此之外，就是有相当多的患者以为藏医院专为藏族同胞看病，使医院运营处在尴尬的境地。 
　　“又不是藏族，何必自讨苦吃？”“放着现成的专业优势不去干，偏偏自己找罪受！”先前亲朋好友的劝阻声再一次响彻在黄福开的耳边。“绝不能让优秀的民族医学遗产在我们这一代失传？路总是要有人走的！”黄福开经过几天的认真思考，再一次坚定了信念：“哪怕荆棘丛生，哪怕千难万阻，也无怨无悔！” 
　　人才就是第一生产力。黄福开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人才的问题。根据医院的现有客观条件，根本没有能力凭待遇、薪酬引进人才，那么他就凭对藏医学、民族医学的忠诚去感染与他有共同志向的人才；凭着自己宽阔的胸怀和坦诚待人的人格去挖掘人才。 
　　为此，他每一年都数次亲赴藏区，走访各个寺院，进行最详实的考察与调研工作。哪里藏医很有名、哪里藏药很有效、哪里又出现了一种神奇的药方，只要是得到相关信息，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黄福开都要赶赴过去，虚心请教，极尽可能地挖掘人才。 
十多年来，他跑遍了五大藏区。每年的藏医会、民族医药大会他都亲赴调研，将足迹踏遍了民族地区的每一片土地。在藏区当地居民中流传着这样一段饱含深情的话语，“年轻同志带老同志来西藏，年轻的同志倒下了。”这是指在一次西藏自治区的政协会议中，黄福开陪同一批老领导赶赴西藏，老同志们在他的细心照顾下健康硬朗，可他却由于劳累过度，加上高原反应、长期透支，病倒了。 
　　尽管这样，黄福开的身体刚一恢复，便又踏上赴藏的行程。“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家底儿，才能更好地为发展藏医学服务。”每一次在亲友们劝说时，他都是这样地回答。“必须火速抢救名老藏医的医技医法！”经过多年的实地调研，黄福开发现许多经验丰富的老民族医受语言及从业资格的限制后继乏人，大量民间医生亟待进行继续教育和资格认证，尿诊、火灸、熏针等一些医技手法在藏区正逐渐失传。2000年黄福开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抢救名老藏医的医技医法的呼吁。 
　　正由于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的特殊感情，对民族医学研究的不懈追求，黄福开获得了中央统战部、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经过十年的建设，2002年北京藏医扩建为国家级民族医院，成为一所“以藏医为主，多民族医为一体，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医教研结合的国家级民族医疗机构”。2007年是北京藏医院成立15周年，目前医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余名工作人员，20多个藏医、民族医疗特色门诊，50多个综合科室，集藏医、民族医、中医、西医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因地制宜   发挥民族医院特色 
　　如果说人才是生产力，那么管理就是竞争力。因为医院的性质不同，也就决定了藏医院在管理上的独特性。藏医院荟萃藏医、蒙医、壮医、土家族、彝医、朝鲜医等十多个民族医疗特色科室，少数民族职工占到了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面对这一情况，黄福开主张在管理中采用人性化的方法，即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说就是“节奏慢一些，保持宽容的态度；尊重别人、尊重客观规律，但坚持原则。”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在医院事务的沟通与传达中一定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关照。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获得彼此之间的信任，互相虚心学习，医院才能够有凝聚力，才能够产生竞争力，从而更好地谋求生存与发展。”黄福开多次坦言，正是由于同事们的理解与支持，他才能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也正是这种实践不断证明了民族医院管理模式的适宜有效。 
　　“坚持原则”是黄福开在医院事务改革中的一贯立场。1996年，黄福开提出在北京藏医院实行专科专病建设，引起很多同事的反对。“一直以来藏医学都倡导全科发展，每个人都是百病皆治的全科医生，要改变这种状态，打破传统观念，岂不意味着一种倒退？”性格豪爽、直率的少数民族员工直言反对。 
　　对此，黄福开选择了保持和气、坚持原则、加强沟通的做法。他先是召开员工大会，向职工详细说明这项改革的本意；进行专科专病研究，有助于在治疗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上积累经验，达到独特的临床疗效；倡导专科专病的研究实践，更容易在专业领域内形成权威、特色的专科品牌等。经过不懈努力，改革措施在全院顺利展开，民族医院踏上了专科专病发展道路，藏医院也在实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上，开辟出了一条既符合自身特点又适应客观发展规律的新思路。 
　　多年的实践证明，黄福开的专病专科制度、项目分类管理方式是成功的，并且他的“专病、专科、专药打造成名医、名科、名药”构想，也正在逐步实现。 
　　除了科学、实事求是地制定出医院的发展战略规划外，同时黄福开也非常重视医疗团队的建设，民族人才的培养。他提出实行联合战略，通过与研究院一起培养藏医人才，与国内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鼓励职工外出进修深造等方式共同实现人才的培养。目前，北京藏医院正在与西藏藏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培养多层次藏医人才；协助西藏藏医学院进行多学科建设，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模式；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把北京藏医院建成为教学实习医院和开发研究基地；同时，还积极加强医院职工与其他西医、中医科研教学机构的学习培养，与东京大学、哈佛大学等国外著名研究机构形成定期交流互动……这些方式都积极地推动了民族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进入2006年以后，黄福开根据藏医院的实际客观人才发展情况，继而又制定出了藏医院的下一个五年规划，即：力争在五年内使藏医院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代表我国民族医学发展状况的对外窗口，逐步建立起国家级三级医院的规模，实现更多学科引领、反映我们少数民族医学的发展水平；并在一些重点民族医学学科建立起长期的、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建设多个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抓紧开展对青藏高原的植物、矿物、动物等药用资源的调查，制定出一个对策性研究和持续性发展的方案，并逐步完成藏医藏药的现代化研究，打造我国少数民族医学在国际上的权威地位。 

　　鸿鹄之志，发扬光大民族医药 
　　北京藏医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艰辛的发展历程可谓是对黄福开教授创业人生的最好写照。“现在医院的一切都已规范化了，你个人也可谓功成名就了，年龄也不小了，该享受一下人生了吧？”看着每天仍然四处奔波、过于辛劳的黄福开，身边的亲人、朋友不止一次地劝说他。可黄福开却总是对之一笑，爽朗地说：“等到有一天藏医药学、民族医药学真正地普及、服务于所有的人后，我再休息。” 
　　黄福开深知，目前正是我国医疗体制改的关键时期，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治疗费用、药品价格过高等问题集中地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一个国家级民族医院院长怎么能够等闲视之。实际上早在多年以前，黄福开就已经开始深刻地思考这些问题了。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按照版图划分，有近1/4地区属于少数民族寄居地，那些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在缺少现代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又是怎样解决医疗健康问题、繁衍生息的？那就是本地的民族医技、医法，本地炮制的各类土生土长的中草药材，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必须的医疗健康保障。而这些土生土长的中草药材，相比较而言又具有既有效又省钱的显著特点。这不正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核心问题吗！ 
　　一个大胆的构思渐渐地在黄福开脑海里成熟：将藏医学、民族医学与代表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医学科技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藏医学、民族医学得到质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藏医学、民族医学，使之成为服务于社会医疗健康问题的不可替代的中间力量之一。 
　　为了努力实现这一理想，黄福开一方面在藏医院内把专科专项临床研究作为工作重点，如对心脑血管病、老年性脑病的研究，对风湿、类风湿疾病治疗的有效性研究及一些少数民族医技医法的研究；另一方面，黄福开在一些老专家、老教授的支持下，积极地与各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认真地汇报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求博得其最大的支持与帮助。 
　　2007年初，在各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努力下，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德国总理施罗德牵头，初步达成了在波恩建立一个中国藏医学、民族医学与德国西医对接的研究平台，并拟定在我国北京、云南、广西三地建立科研基地。 
　　二十年岁月，弹指瞬间，抚今忆昔，从几间小平房发展到一幢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具有现代化医疗设备的五层办公大楼；从几个人简单的诊治病人发展到于医、教、科研为一体的国家三级医院，从西赴藏调研创建北京藏医院到藏医藏药、民族医药医在首都开花结果，藏医民族医疗品牌四海皆知，黄福开教授可谓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问道：“当藏医学、民族医学与德国西医学对接研究平台启动以后，您是不是可以暂时休息一段呢？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 
　　黄福开教授沉思了片刻，笑着说：“我看这辈子是没有休息时间了。藏医学、民族医学博大精深，其继承与发展的道路必然是任重而道远，岂能是我几十年能够完成的。以我的微簿之力只能是发挥一些承上启下的作用，为此我无怨无悔！”